《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

王明强，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张稚鲲，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高雨，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在中医学发展历程中，疆域内外的传播从未有过停息。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中医传播的研究日渐增多，不少学者从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和人文角度，探讨了中医药传播主体、传播受众和传播路径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或者探寻分析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播机制中的问题。新著《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的面世，则更加令人耳目一新。这是一部紧密结合中医药学术思想核心，突出弘扬中医药文化价值，贴近现代人类发展趋势，根据古今中外文献史实来介绍中医药文化传播的著作，以史为鉴，对当代中医药知识的传播和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由南京中医药大学三位中青年学者王明强、张稚鲲、高雨所著，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是我国第一部中医文化传播史的专著。全书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列分十章，立足于中医文化传播的载体，全面而又清晰地展现了我国古代中医文化传播的历史风貌。在学界和政府都致力于推进中医文化传播的当下，到历史的长河中去寻找资源，从古人那里去寻找智慧，是极其必要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三位中青年学者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文献挖掘、搜集和整理工作，对中国古代中医文化传播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对古代中医文化传播的路径、方式、特点和内容进行了探究，最终撰写出《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一书。通读全书，脉络清晰，架构合理，内容丰富，见解深刻。

见解精到 论述深刻

著者立足于当前社会特性的分析，来审视中医文化传播在中医药发展突破困境中的独特价值和作用。在该书的引言中，著者立足于当前“消费社会”的特性，非常敏锐地指出： “没有消费群体的认可，再美好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境地，比如昆曲，比如京剧。”可以说是直面现实，振聋发聩，极具警醒作用。著者进而认为：“中医的振兴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人们对中医的认同和消费程度。对中医的认同度不高、消费者的接受面不广、消费量不大，振兴中医就是妄谈。”可谓视角独特，直中要害。中医自古以来就与广大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广大民众是她生息发展的土壤，缺乏民众基础的中医绝不可能重振雄风。著者为此向学界和社会发出呼吁：“积极推动中医文化的传播，使中医文化渗透到人们的内心与日常生活中去，为中医的生存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脉络清晰 视野宏阔

该书横贯远古至晚清，历史跨度大。在整体架构上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来安排，架构合理，脉络清晰。在研究视野上非常宏阔，博涉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艺术、宗教、教育、考古、民俗等诸多领域，广收博采，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文献，内容非常丰富。另外，该书还列专节对中医文化的海外传播予以关注。

视角独特 纲举目张

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文化传播则更是难以把握。该书准确选取了写作的切入点，立足于中医文化传播的载体，主要从中医典籍的刊刻流布、医家的行医讲学、中医的教育传承、涉医文学艺术、蕴涵中医文化元素的民俗等视角切入。这样纲举目张，纵有历史的脉络，横有各个视角的切入，纵横结合，全面而又清晰地展现了中医文化传播的历史风貌。

注重历史共性和时代性

中医文化传播有其历史共性，但其不同的时代又有着独特的时代特色。该书在撰写时非常注重选取能够体现当时社会背景下中医文化传播特点的资料。例如在研究原始社会卫生文明和文化传播的时候，注重从原始刻画符号中探究其中所蕴含的卫生文化；在夏商周时期，注重探究甲骨文与中医文明的传播；金元时期中医文化传播则主要围绕寒凉和易水两大医学流派展开。

学术性与可读性相融合

该书学术性强，但在资料选取和行文上，同时又兼顾可读性，以提高该书的阅读趣味性。如第八章第四节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陶宗仪结合卦象解释“唇之上何以谓之人中”的道理，既体现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又因与现代人对人体按头、躯干、四肢的分法迥然不同，读来妙而有趣。

当然，中国古代中医文化传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该领域尚有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希望三位中青年学者以该项成果为新的研究起点，勤奋治学，勇毅奋进，撰写出更多、更好的学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