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与超越：民国的中医医政》，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版。

文庠，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庠博士的《移植与超越：民国的中医医政》，是学术界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民国时期中医医政的学术著作，提出了许多有新意的学术见解，显示出民国史研究的新趋向。此书系在其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完成的，在她构思与写作过程中，我们曾多次讨论切磋，互相启发，加深思考。在《移植与超越：民国的中医医政》出版之前，文庠嘱我写一序言。我欣然接受，借此表达自己的一些断想。

   一

 近世以来，中国踏上现代化的不归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遇之变局，面临着如何应对的问题。西方学者热衷于推销现代化理论，宣扬西方色彩的“现代化”具有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的道路，这固然有其“傲慢与偏见”，但换个角度看问题，人类进步确有共通性，大致朝着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与文化多元这些现代化理论所归纳出的指标发展。著名的以色列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1923～ ）在研究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如何面对现代化冲击时，提出了“抗拒，还是变迁”的命题，他将自己的一部书名就定为《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他将社会变迁划分为三种类型：适应性变迁（accommodable change）、总体性变迁（total change）与边际性变迁（marginal change），而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变化，被艾森斯塔特归纳到“适应性变迁”模式之中，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适应性变迁的一个最好范例”，这是一种在不改变基本制度框架前提下的变迁，其基本特征是原有的制度框架可以通过自己内部的调整来适应各种变迁，其所推进的现代化，是一种“有限现代化”。

 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下，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着“抗拒与变迁”的选择，而众多的传统行业也面临着“抗拒与变迁”的选择。

 在所有的传统行业中，中医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医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相当完整而行之有效的体系，在人类科学技术尚未发展到对事物进行微生物分析的时代，中医学通过对大量临床观察进行总结，从宏观上把握人体生命活动规律以及疾病的产生、诊断和医治的规律。它行之有效数千年，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行医者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救人”与“济世”并列，“不为良相，就为良医”。中医还走出国门，对日本、韩国、越南等东方国家也有相当的影响。然而，当东方遇到西方时，中医也遇到西医的强力冲击，“望、闻、问、切”的诊断方式遭到听诊器与手术刀的强烈挑战。屡有言论激烈者要求废除中医。批评中医，以至主张废除中医的人，其主要理由是中医缺乏“科学性”，而这里的“科学性”是相对西医而言。其实，迄今为止，根据疾病产生原理及医治的不同，人类的医学大概分为三大体系：认为疾病是由超自然物（神灵）、非人存在物（鬼魂等）等媒介引起的拟人论（Personalistic）体系；认为疾病由于外在因素扰乱身体内的平衡所致的自然论（Naturalistic）体系；以实验方法验证，强调主要由微生物致病的科学论（Scientific）体系（参见陈华《中医的科学原理》，台湾商务印书馆）。这三种理论体系，各有其基础，产生出不同的医学理论与医疗方法。传统的中医学基本可归为“自然论医学体系”，有其理论基础与科学依据，但在现代科学发展起来后，其种种的缺陷与不足也突显出来。

 面对冲击与挑战，中医是抗拒潮流，沉湎于旧时辉煌，持祖宗之法不变，固守愁城，还是顺时而起，正视局限，与日俱增，以求新生？历史给了我们答案：今天的中医学，对传统的医理进行了科学的诠释，吸收了现代医学原理，借助新的医疗设备，日益成为一门现代科学。可以说，是“中西医结合”，中医通过学习、吸收西医的精华而获得了新生。

 如同所有传统行业，中医的现代转型，其间所经历的激烈冲突与痛苦挣扎、反复曲折，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分析传统中医成功的原因，应该包括外界（西医）持续不断的竞争，使时时面临着“生存，还是死亡”的压力，包括中医界的有识之士不断地反省，迎合挑战，自我革新。而政府行政部门的作用则是第三的重要因素，它连接引导内外因素向积极方向转化的重要“推手”。关于传统行业的现代化转型，以往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传统行业的生存压力与自我选择，而忽略了政府行政“无形之手”的作用。根据艾森斯塔特的观点，中国这类“适应性变迁”的国家，统治集团（通常是政府）会最先在“技术与某些经济和行政领域”进行现代化的变革。由于政府力量的强大，这种现代化努力的往往会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好的成果。

 文庠的《移植与超越：民国的中医医政》就是从政府力量如何介入传统行业现代转型来思考的。我们认为，历史使命感与负责任的政府，在传统行业的现代转型中，有着“保护”、“监管”、“督导”、“推动”几重的责任，不同时间有不同的侧重。当外在压力大到将传统行业压垮时，政府充当着保护者的角色，而当传统行业完全抗拒变革，不思进取时，政府又充当监管与督导者的角色。《移植与超越：民国中医医政研究》内容涉及民国政府如何整理传统中医、制定政策法规、建立相应组织、确立现代中医教育体系、考核与认定中医开业标准与行医资格等，从不同时期不同侧面来分析民国中医医政，显示政府的作用。从整个中国现代化史的研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侧面，却是非常有意义的个案。

 有意思的是，虽然民国中医医政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无论是当时人的观感，还是后世人的评论，对于民国政府的中医政策及其结果都有不同的评价：主张废除中医的激进者认为政府是在“保护落后”，而反对中医变革的保守者则批评政府是“摧残国粹”。这种动辄得咎，“里外不是人”，恰恰说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府特有的平衡各方观点，调和不同利益，稳步推进变革的功能。

 关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由于民国时期的政府或统治者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故对于民国时期的政府有无真正推进现代化的决心，中国社会的某些进步，是当局的“有心栽花”的主观努力，还是“无心插花”的客观结果，仍是见人见智，会继续讨论下去。就中医医政的现代化过程而言，当民国政府开始制定并推行新的中医行医标准、中医师资格认定时，必然导致相当多的传统父子、师徒相传的医生面临失去行医资格的危险，合格医生数量锐减。这是中医转型必须付出的社会成本与代价，不如此不能换来中医的进步与新生。其他行业也有相同现象出现。但在时下的研究中，常常以一些传统行业数目的多少与增减来作为评价标准说某某行业“凋敝”、“破产”，从而责难当时的执政者。这样的研究初看起来很“量化”，挺科学，其背后的逻辑却是简单——执政的“反动政府”只能做渔肉人民，摧残社会的事情。这种分析问题的方式与逻辑不了解人类社会新陈代谢的基本规律，我是不赞成的。

二

 如何进行行业史的研究与写作，是史学界面临的新课题。

 随着历史观的拓展与罗学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的注意力已经从传统的政治外交史，转向了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医疗史、妇女史、家庭史、身体史等新领域，研究也更加细致。行业史的研究也吸引不少学者。传统的行业史多是由行业内的人撰写，基本上是循时间线索，根据技术进步与行业发展的量化统计写成，与大历史的关联性不强，多数是“见物不见人”、“见技术不见人”、 “见技术不见人”。而现在有相当史学素养与训练的青年学者介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读，使行业史研究进入了新境界。

 我认为，新行业史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将行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从人类发展的进程来解读行业发展与进步的。“一滴水能反映太阳的光辉”，任何一种人类的活动，都能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与特质，只不过有的直接，有的间接而已。举两个有趣的例子。一个发生在传统体育史的范畴内，有学者研究美国历史上棒球的观众群（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其理论支撑是，观看富有竞争性的棒球（其他体育项目亦然）有着宣泄情绪的功能，而人的情绪又与经济状况与生存压力有关，故棒球观众的多寡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一个发生在当下，西方有社会学家研究妇女穿着裙子的长短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依据是妇女着装的变化与其就业率、男性审美观有关。且不说其理论是否能站得住脚，其观察问题的角度新颖是可以肯定的。

 新行业史的另一个特点是注意人与物、人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人创造了物质财富，改造了技术，但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物质与技术又反过来影响与改变了人的生活品质，塑造人的思想与观念。如此循环往复，才构成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往行业史研究中，较强调人征服自然，创造物质、改进技术的一面，忽略物质、技术对人的影响。简单举例，是人发现了火的功能，将其运用到生活，但火的使用对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饮用熟食，使人的体质得到革命性的提升，促进人类思维的发展与对世界的认识。再如电、火车、电话，到今天的电脑与互联网，谁能否认它们对于人类生存与生活方式产生的巨大影响呢？人发明了技术，技术推动产业形成，产业化的普及改变人类生活，新生活方式促进新思维，新需求催生新技术。这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相促进的关系。故行业史的研究也应该“以人为本”，关注人与物质、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

 《移植与超越：民国的中医医政》涉及的是中医发展，也算是行业史。制定相关政策的是人，落实并实行管理的是人，被管理与受影响的也人（中医师与病人）。书中更多的是中医医政制度设计及实施层面的分析，充分注重到了对民国中医医政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孙中山、蒋介石、焦易堂、金宝善等人的作用，限于课题的论域与篇幅，对受此影响的广大中医（无论是作为新制度“祭品”而被牺牲掉的传统老中医，还是转型成功的中医师）较少涉及，新医政下对病人的影响则完全没有着墨。指出这些，不是苛求作者，她已经做了许多创新的工作，而是说，这项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三

 现在，再来简单评说《移植与超越：民国的中医医政》本身。

 本书在大量吸收海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多地运用了原始档案、当时的报刊等资料，并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访问当事人），系统地研究了民国时期对中医的行政管理及对中医事业发展的影响，填补了该方面研究的空白。个人认为，其学术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本书是一部跨学科的学术著作，包括了医学、史学与行政管理学三个主要的学科，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行业（中医），从中引伸出其历史的意义。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将现代医学、行政管理、社会学、统计学等理论方法与史学方法相结合，使观察问题比较细致与全面，在宏观研究之中，也以个案为之佐证。显示了作者良好的史学训练、理论素养与驾驭研究课题的能力。二、论述全面，在时间上涵盖了整个民国时期，考察时段较长；在内容上，既包括了中医医政的组织、政策法规，又考察其实际的运作过程，同时兼及政府与中医界的互动关系。长时间多方位的考察。而大量原始档案文献等资料的运用，也保证了结论的客观公允。三、关注现实，在西方“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中医的科学性与价值仍在受到不停的挑战与质疑，传统学科（行业）如何适应现代的标准与规范，政府部门如何引导其转型，均是本书关注的地方，民国年间中医医政管理的经验教训，均可为当今中医学科及其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文庠是在繁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完成其博士学业学习与论文写作的，她善于思考，努力用功。其博士论文答辩时，得到五位委员的一致好评，均给予“A”的成绩。前面对其学术贡献的简要归纳，部分地吸取了答辩委员们评价。

 当然，这本书还有不少值得改进的地方，尤其是如何将传中医的变迁与中国社会脉动有机结合，政府、中医界、社会大众如何互动等方面。这些不足，或许正是文庠与其他有志进行近代中医史研究学者们新的思考方向与课题。我也期待着她的新成果。

 以上文字，酝酿很久，但下笔却很难。现在完成的，不像一篇“序言”，更像是一篇借题发挥，抒发个人片断感想的“读后感”，直接评价《移植与超越：民国的中医医政》的较少，故只是“代序”。读者高明，全书阅毕，自会有自己的判断与评价。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