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问题与反思—中医方法论研究》，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张宗明，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从哲学视角反思中医的著作读过几本，近日读到的张宗明博士独著的《奇迹、问题与反思一中医方法论研究》一书却与众不同。本书是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作者多年相关研究成果的结晶。其最大特点就是把对中医的哲学思考与中国科技史上著名的“爱因斯坦问题”与“李约瑟难题”结合起来，从方法论层面上且多视角地揭示了中医成为科学史奇迹的奥秘所在，并对近代以来中医发展道路与模式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反思。读后让人有种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之感。
在世界科学史上，中医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是历史的奇迹，中医顽强的生命力令世界感到惊奇；二是现实的奇迹，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像中医那样，为“该向何处去”这一生存、发展问题争论不休、困惑不安。中医创造的这两个奇迹和中国科技史上两个著名的问题，即“爱因斯坦问题”与“李约瑟难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提出了中国古代在没有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的条件下，是如何取得令人瞩目的科技成就的？后者指出了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能有这么多的科技成果，在总体上超过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却在欧洲兴起而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呢？对于这两个问题，学术界争论颇多，见仁见智。中医如海，能容百川，中医具有多起点、多源流、多学科交叉兼容并存、有机结合的特征，可以说中医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以中医为典型案例，从方法论角度思考这两个问题反映出作者选题独到，立意高远，其成果不仅能为解决中国科技史上这两大问题提供有益启示与借鉴，而且对于阐发中医传统智慧及其现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医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要素，它对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方法论功能，也是中医智慧的集中体现。作者站在唯物辩证法立场，运用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论，首先对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方法论价值进行了科学分析与客观评价。指出了阴阳五行学说中包含着朴素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系统论思想，为早期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与思维框架，并确立了中医发展的生长点；同时，阴阳五行学说的引人也给中医理论带来了直观性、模糊性和超稳定性等特点，这些特点近代以来又成为中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样的分析不但具体深人，充满辩证法色彩，而且符合中医发展的实际。
中医在没有形式逻辑与科学实验条件下，是如何取得辉煌成就的？在作者看来，中医没有也无需走上科学实验之路。受元气论自然观与气化论生命观的影响，中医走上了不同于西医解剖实验的另一条道路，那就是司外揣内的方法论之路。中医的唯象观察方法以生命的整体性与功能性为核心，能够发现解剖与实验方法发现不了的生命现象与规律。以功能表象为基础的中医宏观调节方法，不仅与黑箱方法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与生命现象的复杂性相契合。从逻辑基础上看，中医理论体系不是以形式逻辑为主导方法构建起来的，而是直接继承了先秦的辩证思维，从而形成了以意象概念、直觉判断和类比推理为核心的中医独特的逻辑体系。在具体对比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与西医的形式逻辑相比，中医朴素的辩证逻辑具有形式逻辑不能替代的优点，与人体的复杂性也是相契合的。就中医中的“爱因斯坦问题”，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没有科学实验与形式逻辑条件下，传统中医独特的唯象观察方法和辩证逻辑方法是其取得历史成就的基础方法，也是其能够保存至今的生命力所在。显然，这一结论的取得对于认识和解答中国科技史上的“爱因斯坦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古代中医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与昌盛作出过杰出贡献。近代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在西医的冲击下，中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困境，相比之下，中医发展缓慢而滞后了。对于这一与“李约瑟难题”相关的问题，作者不是就中医而论中医，而是跳出原有的圈子，从一个更高层次上寻找问题的答案。首先将中西医两种医学范式，从自然观、方法论、医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比较，从范式的各个不同层面上揭示中西医的异同之处。在此基础上，作者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中西医汇通和中西医结合的历史回顾，总结了中西医汇通和中西医结合的经验与教训，并着重从方法论角度指出了中西医“汇而未通”、“结而未合”的根源。对于“中西医不可通约性”这一争论较大的命题，作者站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高度，进行了具体而客观的分析，指出了中西医理论范式之间既存在着难以通约的一面，也存在着部分可结合之处；中西医结合既存在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又是一个包含不同层次目标的长期历史过程；中西医结合是中医发展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道路。这种将理论与实际，历史与逻辑，纵向的历史考察与横向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的方法既有历史深度，又有思想高度，别开生面，给人以启迪。
在西医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发展成果而成为现代主流医学的今天，中医的发展取向问题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作者认为导致这一争论的关键在于中医的学科定位这一基础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中医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技术,同时也是一种人文文化，是古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孤立地将中医定位于科学文化或人文文化，是中医发展遭遇困境的关键所在。”(书中第264页)作者这一见解无疑是高明的，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因为中医的学科定位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医发展的认识论瓶颈，中医教育与科研、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现代化等有关中医发展的前途与命运问题均与此问题相关联。中医在古代创造过辉煌，近代以来为何发展缓慢了？对于中医中的“李约瑟难题”，作者沿着方法论的方向去探寻。通过比较，作者发现中西医在运用模型方法上存在着重大差异，一个是实体模型方法，另一个是唯象模型方法。实体模型方法的缺失造成了中医理论封闭且难以证伪，从而导致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了。对于近代中医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作者对影响近代中医发展的各种内外因素不是等量齐观，而是抓住了方法论这一主线，避免了那种漫无边际的搜寻与堆砌，从而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在中医现代化问题的反思中，作者不是就现代化而论现代化，而是选择了争论多年的“保持中医特色与中医现代化关系”这一敏感问题为切人点。作者认为，保持中医特色与中医现代化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于中医特色与中医现代化这两个概念理解上的分歧。在作者看来，中医特色不是其具体的理论、方法与技术，而是其背后更深刻、更稳定，决定中医的特点、规定中医的认识对象、左右中医发展方向的系统思维方式。中医现代化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另一个是传统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应当是民族化、世界化和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中医现代化遭遇到困境和“悖论”并不意味着中医沿着传统的惯性发展下去，拒绝现代化，而是要重新选择一条适合中医发展的但又不是西医化的道路。这条道路应该是既能够保持中医特色，又能让其走向现代化。从方法论角度看，就是掌握和运用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把中医朴素的系统思维提高到现代水平，发展中医系统论。从书中我们可以读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医是复杂性的科学，要揭示人体复杂的规律性，就必须具备复杂性思维，而现代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为中医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光明的前景。
纵观全书，作者不仅关注中医辉煌的历史，更关心中医的现在与未来；不仅阐发了中医的优势与特色，更勇于直面中医的局限及其发展趋势；不仅能深人到中医其中，更能跳出圈外，站在现代科学方法论高度进行思考。书中一些重要观点的提出不仅拓宽了中医方法论的研究视野，而且能够为中医现代研究提供一些思路与启迪，对中医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诚如薛公忱教授在序言中所说，“宗明老师不是中医,而有功于中医”。
作者探讨中医方法论的旨趣，不仅仅是为了阐明中医方法的本质与价值，而且也想通过中医这一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代表，为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带来一些启示与借鉴。可见，此课题的研究已经超出了纯医学领域，具有了更深刻的文化价值。诚然，由于本书研究问题涉及面广，触及到哲学与中医两大学科领域，对一些问题的探讨还有待深化。作者对此也有所认识，指出“本书提供的不只是结论，更多的则是新的研究和思考的线索。”(书中第19页)
从作者的后记中也可以读出，本书也是作者在中医院校多年从事研究生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的成果。自然辩证法作为研究生的公共理论课，要让这门课程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的欢迎，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够让自然辩证法理论与学生的专业紧密结合起来。作者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成功之路，那就是让自然辩证法与中医有机结合起来。中医学本身与哲学的水乳交融以及中医当下面临的危机与困境为哲学与中医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与外部环境。本书就是哲学与中医结合的产物，字里行间，我们不难读出医理中透出的哲学智慧，哲学智慧中蕴含的医理。作者力图通过自身的研究与教学实践，促进哲学与中医的互动、医学与人文的结合、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让中医回归“仁术”，走上全面、协调、健康发展之路。笔者感受到张宗明博士从运用哲学的智慧和方法探索中医发展的至真新论，也从中回味到中医药—这一东方智慧之学的高妙，正如作者所言，“中医是一门生命之学，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我愿做两者的桥梁与纽带，让生命充满智慧，让智慧焕发生命”。(书中第334页)
（作者系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