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医文化的不解之缘

24年前，一个栀子花开的季节，我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骑着自行车来学校报到。清楚地记得是时任社科部副主任的金鑫老师领着我去汉中校区13栋集体宿舍安顿。才进校园没走几步就到了校园的尽头，当时感觉这个校园太小、条件很艰苦。入住下来，怀揣一丝兴奋与期待、一点失落与迷茫，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我大学学的是数学，研究生的专业是科技哲学，来学校教的是哲学。回想起来，那时候，只是感觉到找到一份工作，有了一份职业，其他什么职业理想、事业规划都没有去想，也不敢去多想。

初次与中医文化的结识，是任殿雷、薛公忱等老师的引见。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任殿雷老师申请到了一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组织校内外一批哲学与中医老师集体编写《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第一本《中医文化溯源》由薛公忱教授主编，他希望我能撰写其中一章。我初来乍到，对中医一窍不通，便婉言谢绝了。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悔，因缺乏自信而失去了一次与中医文化亲密接触的机会。那时候，学校中医多学科学术活动频繁，经常可以听到来自南京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江苏省社科院专家的讲座。1994年，我校正式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这是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中心挂靠在社科部，我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中医文化学术活动中来。

对我而言，要走进中医文化，第一步就是要学习中医。当时我别无我选择，只能通过读书与听课了。记得读的第一本中医书是我校王新华老师执笔的《中医基础理论》，是内部教材没有正式出版。教材的每章后面都会附有“参考资料”，介绍中医理论现代研究进展。当我读到“中医阴阳学说与黑箱理论”、“中医五行学说与控制论”时，感到异常兴奋，我第一次惊喜发现，中医学与科学技术哲学竟可以如此契合！那时候，学生不是很多，教学任务也不重，又有住在校园里的便利，我常去教室蹭课，旁听过本科生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研究生的《黄帝内经》等课程。还记得，住在我隔壁教中医的赵聚山老师见我在读中医书，就考问了我关于中医的几个理论问题，他对我回答的认同与鼓励更坚定了我学习中医的信心。对于中医，我学习的重点不在中医的经验与技术，更多的是中医的文化、理论与现代发展。由于是旁听与自学，学习中医不是很系统，现在想想，如果当时学校开始招收非医攻博专业，我一定会第一个去报名的。学习一段时间中医，有了些心得体会，写了几篇小文章试着投稿竟然全部被录用，读中医，研究中医文化的信心倍增。1996年，薛公忱教授主持申报的“中医药学中的儒道佛思想研究”被立项为国家社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这是我校首个国家社科学基金项目。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没有放过，系统阅读了一些传统文化与中医经典文献，项目研究领我真正走进了中医文化研究的殿堂。

第二次与中医文化的结交，受益于我校十多届研究生的助力。1997年，任殿雷老师退休，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的两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落到我的肩上。课上，除了讲政治、谈哲学，我在课堂上还试图与研究生们分享我学习中医的体会以及我对中医的认识，没想到能引起大家的共鸣与热议。有了学生的认同与鼓励，我就大胆改革课程教学，将课堂讨论、讲座、辩论、座谈会、论坛等形式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与补充，鼓励研究生们从文化视角、用哲学思维去思考中医的本质与发展规律。课内课外，我结识了许多非常优秀的研究生，他们对中医药的热爱，对中医药事业的执着让我感动。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许多中医药的知识，感受到他们对中医药发展的困惑、思考与坚守。十多年过去，一届又一届的研究生们离开校园，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他们在课堂上自信的风采、睿智的辩论、幽默的谈吐让我难以忘怀。印象最深的要数1997级博士班。这是我第一次给博士生上课，而且学生大多与我年龄相仿，紧张与惶恐可想而知。记得当时在汉中校区5号楼一间非常狭小的教室里上课，这届总共十来个博士生，开放与轻松的课堂都分不清谁是老师，谁是学生了。王长松博士的博学多艺、张旭博士的机灵聪慧、陆茵博士的严谨务实让我至今难忘。也还记得，硕士生自然辩证法课堂组织了一场关于中西医结合的辩论，正反双方唇枪舌剑，硝烟弥漫，研究生们现场表现出的专业素养与雄辩能力着实让我吃惊。这届研究生毕业十周年后返回母校聚会，特别请我参加，回忆在学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同学们对这场辩论还记忆犹新。

为了可以更深入地与研究生开展学术对话，也是在这些研究生的鼓励下，我下定决心回到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经导师同意，把中医哲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方向，从此，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中医哲学之旅。十年前出版的个人学术专著《奇迹、问题与反思—中医方法论研究》就是博士阶段研究中医哲学的初步成果。2005年，我主持的研究生教学成果“医哲结合，构建自然辩证法教学新模式”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门普通的公共课程教学成果能够获得国家级大奖，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与信心，这也是我多年与中医药研究生的对话交流的成果，凝聚着多届研究生们的激情与智慧。

 第三次与中医文化结合，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培育是分不开的。中医文化研究既有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又存在着学科归属不清的尴尬。我校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经过了2007年考核评估，进入了下一轮建设周期。在学科带头人王旭东教授的建议与支持下，我主持的“中医学思维方法与发展规律研究”，成为该学科五个学术方向之一。有了国家重点学科的支持支撑，又适逢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好形势，我校的中医文化事业如虎添翼，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

为活跃校园学术文化氛围，推动中医文化学术繁荣，我们每年定期组织开展中医文化系列讲座与中医文化论坛。邀请省内外著名的传统文化学者与中医文化大家来校作学术讲座。南京大学哲学资深教授林德宏先生的“东方智慧的新浪潮”、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专家张其成教授的“中医文化的复兴”、英国中医医师学会会长马伯英先生的“中医的思想与文化”等专家讲座，场场座无虚席。专家们激情的演讲、广博的知识、思想的魅力让中医学子尽享高端思想文化的盛宴。报告结束后，听讲同学与专家热烈对话交流，合影留恋，久久不愿离去。中医文化论坛紧紧围绕中医热点问题开展讨论，有中医理论创新、中西医结合、中医文化教育等主题，也有关于中医核心价值观、中医文化学科学建设专题。参加论坛的既有老师也有学生，既有人文学者也有医学专家，既有中医也有西医，让不同的思想在一起交流与碰撞，去共同探寻中医理论的文化之源，携手破译中西医差异的文化之谜，联合探索中医文化的传承传播之路。我校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任殿雷、薛公忱、吉文辉等老师是我们论坛的常客，前辈们对中医文化的热爱，对学术的执着，对真理的追求不断激励与鞭策着后学。

从2009年始，我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捷报频传，年年有收获。在2012年达到顶峰，上半年我牵头申报的“中医文化基因及其传承研究”获得国家社科一般项目资助；下半年，王旭东教授为首席的“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其现代转型研究”中标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这不仅是我校建校60年来第一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也是目前全国医药院校的唯一。该项目的取得不仅给我校人文社会科学极大鼓舞，在全国医药院校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借此东风，2013年，我牵头的“中医文化传承与传播团队”也顺利入选江苏省高校首批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培育团队。

成立了研究中心、获得了多项国家级项目、组建了省级创新团队，又经过了国家重点学科多年的培育，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建设水到渠成。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学科遴选中，我牵头申报的中医文化学成功入选。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中医文化学终于驶入重点学科的快车道。紧随其后，中医文化研究中心入选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荣获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接连实现了学校在省级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与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零的突破。

近三十年来，我校中医文化不断地从学校60年丰厚的文化土壤中汲取营养，从一颗小苗，成长为一棵大树；从个人自发的兴趣爱好，发展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建设学科；从散兵游勇式研究，提升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于一体的中医文化事业。从科技哲学到中医哲学，再到中医文化，我的学术生命深深扎根于中医文化沃土，与南中医血脉相连。我很幸运，能够与学校中医文化学科一同成长；我很幸福，能有机会为学校中医文化事业添砖加瓦；我也很感恩，可以站在前辈们肩上继续前行。我深知，在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面前，我永远是个学生，需要不断学习，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文章选自《难忘随月——在南中医的日子里》

作者系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院长、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